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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本《淳化閣帖》
薛所蘊題跋原石
晁會元
《淳化閣帖》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書法叢帖。 北宋淳化年間，宋太宗收集了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法書墨跡，雙鉤描摹後，刻在石板或木板上，再拓印裝訂成冊。 《淳化閣帖》歷代都有翻刻，但宋代《淳化閣帖》原石早已佚失，後世翻刻的《淳化閣帖》刻石也不過三四種。 2000年我在北京拍場競得一套清初拓本《淳化閣帖》，上邊石花文字特徵與世間流傳的其他各種《淳化閣帖》不同，帖尾有跋：
淳化閣帖摹勒何止數家，或如虎賁之於中郎，徒貌似耳。 茲刻遒勁秀逸，神情逼肖，藏姿態於銀鉤鐵畫之中，蓋毫髮無遺憾矣。 餘見於衛源廢石間，納價購得之。 缺二十有九段，友人曹縣王君雪雙鉤鐫補，遂成完璧。 始於順治十七年庚子四月，迄次年辛丑六月。 河陽薛所蘊識於翕園之寶墨岩。
“衛源”即河南輝縣百泉。 衛水發源于輝縣蘇門山麓，史稱衛源。 這裡泉脈仰出者以百數，故名百泉。 明末清初，這裡先是戰亂，又有地震洪災，衛源名跡淪為廢墟。 薛所蘊在這裡得到《淳化閣帖》帖石，帶回故鄉孟縣後又補刻29塊，放置於私宅翕園之寶墨岩。
康熙楊賓《大瓢偶筆》記載：“順治十七年，薛所蘊得衛源閣帖石，乃補刻二十九段，上有銀錠扣，較肅府顧氏本俱勝。”這是孟州帖石的最早記錄。 乾隆《孟縣志》稱：“閣帖重刻諸石，以天干排序，凡為石一百二十四，其大小不一。”清黃叔璥《中州金石考》的記錄和薛所蘊跋文一致。 薛所蘊字子展，號行屋，河南孟縣緱村人，他與書法家王鐸為兒女親家。
有了這些發現後，我先後十多次到孟州，得知此套《淳化閣帖》還有部分原石流散於民間。 經過多方努力在薛氏故居翕園附近一農戶家見到一塊，部分字跡已經磨損不清。 其後孟州收藏協會又幫我找到該帖卷一“甲二”殘石一塊和卷三“丙八”石兩塊。 近代學術界公認世存《淳化閣帖》刻石僅有：蘭州明萬曆四十三年(1615)“肅王府遵訓閣本”、西安碑林藏清順治三年(1646)費甲鑄按肅府初拓本的摹刻本、江蘇溧陽縣甓橋鎮虞氏宗祠藏清初據《肅府本》的翻刻本，一般稱“肅府本”“關中本”“溧陽本”。 2006年，又發現杭州浙江圖書館藏《淳化閣帖》殘存帖石為南宋刻石。 《閣帖》刻石增至四種，被譽為帖學史上的重大發現。 而孟州發現的幾塊殘帖石，無疑是當今存世的第五種《淳化閣帖》原帖石，可謂意義重大。
這套《淳化閣帖》補刻後，乾隆四十三年因薛所蘊名列“貳臣”，翕園別墅充公。 道光年間建河陽試院時移出帖石，嵌於考院兩廡壁間。 1941年，侵華日寇佔領孟縣城，帖石散落民間作為砧石、洗衣石，吃飯台等，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。 後來原孟縣文化部門收集到29塊，現藏孟州市博物館。 2010年我到孟州市博物館比對這29塊原石，發現有2塊不是閣帖，其中1塊為《千字文》殘石，有“勒碑刻銘，蟠溪伊尹”句，另1塊為王鐸書札刻石。 餘27石與拓帖比對，實為厡刻26塊(有兩塊可合綴為一塊)。
那塊王鐸書札刻石，解讀原文後發現是已經失傳的《日涉園帖》的唯一原石。 《日涉園帖》是王鐸致薛所蘊的書牘，為王鐸女婿、薛所蘊次子薛崴生於康熙七年(1668)編輯，由幫助薛所蘊補刻《淳化閣帖》的刻工王雪所刻。 王雪字垂生，山東曹縣人。
另一塊序號卷一甲三石，左上角殘留地圖一片。 上部刻有“南衛汲縣各裡下人氏見在西圖”等字。 考證該石為明初汲縣大移民時，山西澤州下村人氏遷居汲縣居住的分佈圖殘碑。 中國國家博物館存有汲縣出土《澤州移民汲縣碑》拓片，記述了這次集體移民。 據此甲三石殘文可釋為“河南衛輝府汲縣各裡下村人氏見在西圖”。 該殘石證實了兩個問題：第一，汲縣與其東北的輝州毗鄰。 帖石中有利用當地明初殘碑刻成的。 而薛所蘊家居孟縣，北距百泉百里，則薛氏於順治年發現“衛源廢石”的記載可信。 第二，《汲縣澤州下村人氏分佈圖碑》和《移民碑》一樣，原碑晚於明代衛輝府的設置，則孟州《淳化閣帖》帖石鐫刻不早於明洪武二十四年。
細查這套《淳化閣帖》拓本，得到以下四個結論：
第一，前八卷為百泉刻本。
從書法和刻字風格看，卷一至卷八大部字劃清瘦，風格一致，每卷拓本石花明顯可見斷石痕跡，與原石損殘情況也很吻合。 如按原石計算，前八卷接近95塊，與薛跋所說的從衛源得到的《淳化閣帖》原石吻合。 將此前八卷與傳世其他《淳化閣帖》拓本如肅府本、杭州本、潘允亮藏本、泉州本等比對，都不相同，應是一個至今尚未發現的古本《淳化閣帖》的翻刻本。
第二，《伯遠帖》為百泉帖石年代下提供了新的信息。
百泉本卷二刻入王珣《伯遠帖》為他本《淳化閣帖》所無。 《伯遠帖》由北宋內府收藏，經明、清兩代董其昌、吳新宇、安岐等遞藏而入清內府。 《淳化閣帖》刻於淳化三年(998)，早於《宣和書譜》成書122年，即淳化年間《伯遠帖》尚未進內府。 明萬曆年間董其昌發現此帖，萬曆二十四年(1596)由吳廷刻入《余清齋帖》。 一般認為《余清齋帖》是收入《伯遠帖》的最早刻帖。 對照《伯遠帖》墨本和《余清齋帖》所刻，發現差距很大。 說明百泉本《淳化閣帖》刻製時，《伯遠帖》墨跡還比較完整。 加之《余清齋帖》的鐫刻與百泉帖殘石的發現間隔64年，據此可以確認百泉本的年代雖不早於明洪武二十四年，但明顯早於萬曆二十四年的《余清齋帖》。
第三，薛補帖石藍本是“南宋紹興國子監本”。
薛所蘊所購百泉刻石多殘缺，而第九、十兩卷及五、八兩卷的少部分，帖石完整，字劃較粗，有線刻銀錠紋，和前八捲風格迥異。 有大量銀錠紋的《淳化閣帖》現知有潘允諒藏本，潘祖純藏本兩個系統。 潘祖純本《宋拓淳化閣帖》，有銀錠紋7處，而薛補29石即有線刻銀錠紋17處，差距較大。 但和一卷(卷九)藏上海博物館，九卷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潘允諒藏《淳化閣帖》風格吻合。 薛補有銀錠紋17處，其中卷九9處，兩帖全同。 薛補卷十有5處而潘本為7處，其所少2處因有百泉殘石在而未補刻。 兩帖銀錠紋雖有影刻和線刻的不同，但位置、大小、形狀高度吻合，文字完全一致，乃薛補刻帖之母本。
第四，糾正了文獻中的錯誤。
其一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馬子云《談校故宮藏宋拓淳化、絳帖、大觀三帖》雲：“清初薛氏刻的淳化閣帖，每開較窄，銀錠也小，故一般稱此為"小銀錠本"，所見皆為清初拓。以前不知此帖為何人所刻，這次校對時，根據宮內原記錄定為河陽薛乃蘊刻本。”是誤讀帖尾草書署名，“所”釋作“乃”。
其二楊守敬《書學邇言》雲：“宋之淳化閣帖，明代刻本甚多，又有王覺斯本，易為長折，亦不精”。 考王鐸從未刻過《淳化閣帖》，楊守敬所謂“王覺斯本”，“易為長折”實指用石較大的百泉本閣帖。
其三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刊載：“(《淳化閣帖》)第三卷的晉謝莊書，其標題初拓完好，晚拓"晉"字左、"謝"字中稍損；第六卷末尾篆書"吉"字中缺一豎筆它本均無。尾跋中"寶墨岩""寶"字不損本為清初本。”筆者對照原帖原石，發現尾跋中“寶墨岩”的寶字原石至今沒損，應是墨字不損本為清初本；第六卷末尾篆書是“年”字中多一豎筆。
(作者為洛陽師範學院河洛文化國際研究中心教授)
來源：光明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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